Wednesday, May 16, 2007

愛在漫天風雨時

Still 'm not standing at the side of defending for the CUHK students about the student journal incident, but Mr Choi's essay on Ming Pao gave me another side of thought. Actually I think what the students lack now is that they are still v afraid of getting jailed. Well - that's what I don't really look upon them. Yet - it is really v true:

法國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ir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

However, is it still applicable to Hong Kong in this era? If its yes, then congrats. If no, why no?
I browsed thru' Mr Choi's essay's title but I didn't go into it until I read this blog:

如果情色版事件在港大發生
http://chiulf.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577592

I
do believe that in nowadays U-grad is nothing. Probably students culd do more to show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I know that the world is changing. People just care about money and efficiency. Why on earth I have to spend stupid time on these stuff - with no material reward? Just to ful

蔡子強﹕愛在漫天風雨時 ——再評中大學生報事件 (明報)
05月 15日 星期二 05:05AM
http://hk.news.yahoo.com/070514/12/27ecl.html

【明報專訊】作者為1987年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幹。

高錕校長的故事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 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 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老師的訓勉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 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 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ir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昨非」與「今是」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天下之大不 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 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 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 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 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 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那是一張倔強而非猥瑣的臉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 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 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 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 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什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為什麼我們這樣愛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 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 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 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 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同樣的原因,愛同一間中大。

*Voltaire is often incorrectly credited with the quote "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These words were actually written by Evelyn Beatrice Hall, in her 1906 book The Friends of Voltaire. Hall intended to summarize in her own words Voltaire's attitude towards 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and his controversial book De l'esprit, but her first-person expression was mistaken for an actual quotation from Voltaire.[4]

http://en.wikipedia.org/wiki/Voltaire